文章来源:刘原
我坐在深秋的落地窗前假寐,中国腹地的阳光像琥珀一般温润。手机响了一声,我低下头,瞳孔忽然收缩了一下。
高丰文去世了。
这是个一看就教人隐隐生疼的名字。他的背影,他的白发,便是我们少年时心底的痂。
1989年,包括我,包括无数人,和这个名字一起心碎。
这是一段被时光猎杀的记忆。那些幻灭的美梦,那些沉痛的绝望,非四十岁以上者,不单不能理解,简直闻所未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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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普及一下。高丰文,辽宁人,60年代中国足球队队长,1987年率队杀入汉城奥运会决赛圈,是迄今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靠实力进入世界级大赛正赛的国产教练。
但他却是所谓'国耻'的代名词。1989年世界杯预选赛连续两个黑色三分钟,兵败狮城,1990年北京亚运会输给泰国队,黯然下课。
输便输了,又不是人头落地,又不是抢鸡蛋。但是,高丰文收到了球迷寄来的绳子和刀片。而在他之前兵败519的前任曾雪麟,则收到过子弹壳。
以今时眼光来看,那是令人错愕的死亡威胁。至于吗?一场比赛而已,莫非要当事者以性命谢罪?
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严重。球迷或是泄愤,或是调侃,当年民众也没多少人权概念。但不难想见的是,这个刀片割伤了高丰文的此生,他到死都不会忘记。这些球迷欠高丰文一个道歉。
80年代是一个五味杂陈的年代,国门刚刚打开,民众贪婪地呼吸着外边的空气,血脉贲张,野心蓬勃,因为积弱而求变,民族自尊心敏感且脆弱,自知国不强民不富,于是祈望在体育赛场上屹立于世界。
女排胜了,遂成民族英雄。李宁在汉城奥运会上失误后居然还能微笑,结果千夫所指。中国男乒败走多特蒙德,全民如丧考妣。
那时我上中学。校长给我们上思想品德课时,突然就评点起陈龙灿昨夜的球局;物理老师正讲解各种定律时,会忽然跑题说,中国男排怎么就输给了意大利男排呢。多年后我听到物理老师的死讯,第一反应就是他谈到男排时痛心疾首的神情。
不要笑。那个年代,体育就是我们的心肝宝贝。虽然它对我们的现世生活产生不了任何影响,但我们就是在乎它,疼惜它。就像贪官们疼惜私生子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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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9年,当高丰文在新加坡被黑色三分钟惊得呆若木鸡时,在广西一座小城里上高二的我同样在电视机前呆若木鸡。
我五雷轰顶,我万念俱灰。但这样的情绪只持续了一小会,我很快就让自己平复下来,然后就从客厅溜回房间去继续为高考而奋斗了。他们能不能打进世界杯是他们的事,但考不考得上大学却是我自己的事,我分得很清。
我觉得高丰文是一个遥远的,与己无关的人。
没想到,多年以后的我,成为了一名体育记者,采访过高丰文的弟子贾秀全、朱波、李辉--他们都已经是主教练,我还采访过亚洲最佳门将张惠康,写出了今生第一篇代表作《国门苍凉--寻找张惠康》,而这篇文章,彻底改变了我人生的流向。
今夜看了许多追忆高丰文的文章,发现了一个细节:当年的高家军里,有四人谢育新、郭亿军、张小文、伍文兵,都来自广东梅州的兴宁。在同一届的国脚里,有四个人来自同一个县城,应该是空前绝后了。
而我的祖先,正是来自广东兴宁,他们在道光年间逃荒去了广西。谢谢高丰文,成全了我那遥远原乡的纪录。
但诡异的是,高丰文是坚持北派打法的,他对李辉和秦国荣这样的技术流都看不上眼,但他却用了许多粤军,终究还是有胸襟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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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足球,是许多人心里的一根刺。
一旦输球,他们就痛心疾首地说:10多亿人的国家,都选不出11个像样的人。
好像足球比的是人口的多寡。
照这种逻辑,印度孟加拉国印尼这些人口过亿的国家,也应该是世界强队了。而荷兰葡萄牙比利时这些小国寡民,早该是世界杯上的球童,可以看看,但不能摸。
持这种观点的人简直弱智得不配看足球。倘若谁的人多谁就赢,历经多次中东战争的以色列早该亡国了。
足球是一种文化,与足球人口有关,与人种特质有关,与市场发育有关。
最重要的是,它与社会土壤有关。在全民把孩子送去上补习班、送去国考的国度里,能够诞生梅西和C罗吗?
所以,高丰文们的困境在于,如何拿计划经济下的蛋,去和自由世界里奔放的自由灵魂死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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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,中国人在骨子里并不热爱足球。足球只是高压锅上的喷气阀,把其他领域受到的不公倾泄到足球上,最安全不过。
强拆祖屋,他不怒;城管砸摊,他不怒;世间的一切不公,他都缄默。但国足一输球,他就捶胸顿足,哭天抢地。仿佛这是夺妻仇,这是杀父恨。
全是戏精。
中国足球的世界排名,远高于吾国的许多其他国际排名,具体什么排名,自己去查就是了。这个行业并不比别的行业差,甚至要强很多,包括职业化程度、包括透明度,不仅在体育领域内遥遥领先,就算和各行业比也是翘楚。任何人、任何媒体都可以戳着足协的鼻子痛骂,无论理性的还是偏激的甚至诽谤,足协从不吭声。你换个行业试试?批评某个药酒,或者某个奶粉,都能把你跨省抓捕进去。
所以国足主帅这个位置,天生就是挨骂的。高丰文之前的苏永舜曾雪麟,之后的施拉普纳戚务生,谁都如此。米卢都把国足带进世界杯了,都天天被骂,20年前,骂他最狠的就是我。其实回过头看,米卢挺不错的,我整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挑衅他,但他始终保持着风度。
高丰文也从不辩解。他上过两次央视春晚,第一次是奥运会出线后作为英雄出席,第二次是兵败北京亚运会后,坐在台下听冯巩牛群调侃自己。
败走汉城后,他买了几十份批评国足的报纸,分发给队员。虽然他并不认可上边的评论。
他惟一的自辩,是晚年时说了一句:当年的失利,是我个人的耻辱,还是中国足球的耻辱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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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头再看,高丰文并不耻辱。
奥运会0:3输给联邦德国队耻辱吗?那支西德队是两年后的世界杯冠军。张惠康一次次扑救的是克林斯曼、哈斯勒的射门。就像2002年米卢带队0:4输给巴西也丝毫不丢人,巴西队那届决赛时对德国都打了个2:0。
高丰文时代的国足,在亚洲属于准一流。马林、柳海光是得分机器,贾秀全以后卫之身能拿金靴奖,后卫朱波每场比赛都能狂奔到底线送出无数次助攻,张惠康是亚洲杯最佳门将,还有麦超,罚点球永不失蹄。
有次我看旧录像,80年代的国足脚下技术挺好的,敢盘敢带,视野开阔,攻防转换节奏快,在亚洲范围内完全不是弱旅。
八九十年代的中国队,你只要看跑动的身影就知道是谁,特征鲜明。而现在的国足,我根本无法看背影判别出是谁,只能认出郑智和张琳芃,认出郑智是因为他老,我十八年前当体育编辑时时常用他的照片,认出张琳芃是因为他的大花臂,后来足协规定文身者必须戴上袖套,然后我又认不出他了。
当年兵败汉城时,兵败狮城时,我们都以为这是最坏的结局,没想到多年以后才发现,那是繁花,那是盛唐。如今的国足,连亚洲区小组赛都屡屡出不了线。
是不是有种眼熟的感觉。嗯,去年流行一句话:'2019年,是过去十年最坏的一年,同时,也是未来十年里最好的一年。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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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足球还能好吗?
这是天问。就像百年前梁济自杀前问儿子梁漱溟:这个世界会变好吗?
首先要搞清一个问题:好的标准是什么?如果要的是锦标成绩,里皮的归化球员策略是个好路子,网罗一批八国联军来代表中国打世界杯,别说入围世界杯,进八强都不难。
然后,10多亿从不锻炼的人,坐在电视前,看一群黑人白人棕人代表我们在国际赛场上大杀四方?无不无聊?
足球要从娃娃抓起。这是邓小平说的,非常正确。
但我要补充一句:足球同样要从大人抓起。是成年人决定了用什么样的思维去发展足球。你是想利用足球去搞几个冠军为自己脸上贴金,还是想让大众热爱体育强身健体?
如今的中小学普遍很重视足球,绿茵教育遍地开花。教育部门甚至要求把体育成绩列入中考和高考,我认为这不公平,因为会剥夺许多体质不佳的天才和先天残疾的孩子接受教育的机会,虽然客观上,许多家长会因为应试而将孩子赶到跑道上,从而局部改善中国孩子的体质。
如今的无数家长,把孩子赶去练足球,只是因为想走特招之路。足球成了一种功利的捷径,为了升学而踢球的孩子,会热爱足球么,会出梅西么。
作为一名前体育记者,以及几十年的体育迷,我其实非常重视体育,家里俩娃都是两三岁时就开始跟着我在塑胶跑道上撒欢的,如今都跑得飞快。但我的念头很纯粹:让他们体会运动的欢乐、竞争的乐趣,不断挑战自身的极限,为将来的几十年打下良好的体质底子。当然功利因素也有,每次看到武疯子在学校砍杀孩子的新闻,我就在想:一定要让孩子跑得更快一点,越快越好。
作为一名父亲,这是多么沉痛的功利呵。
说回足球。在我们的有生之年,几无可能看到中国足球的腾飞了。足球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文化,不以行政意志为转移,要是长官命令能搞定一切,当年的苏联和卫星国早就夺得世界杯了。
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,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。简而言之,如果国民不是发自内心地热爱足球,如果一个国家缺乏发展足球的社会土壤,它怎么搞都不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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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又说回来,足球不行又怎么了,天会塌下来吗?
别说足球,今年的东京奥运会往后推迟一年,你可曾感觉人生缺了一角?
不会。你会更关心疫情,关心粮价,关心失业率和经济走势,这比英超意甲中超停摆重要多了。
足球终究是一种游戏。
我告别足记生涯之后,在很多年里,一看到足球比赛就吐,就换台。这几年才逐渐恢复了味觉,偶尔也会看看深夜里的国足比赛。
但我已经从热血少年变成了佛系中年。国足赢了,我笑笑;国足输了,我亦笑笑。站在上帝的角度,这和孩子们抢玩具,并无不同。
等你像我一般看尽沧海桑田,也会和我一般佛系的。
不要嚎啕大哭,不要生死与共,比国足惨败更沉痛的事多去了,我们多思忖一下如何活下去,才是人间正道。那一年给高丰文寄刀片的是西安球迷,多年以后拿U型锁把日系车主砸出脑浆的也是西安人。有此杀心,多花点心思去谋生,多喝几碗羊肉泡馍不是更美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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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觉得高丰文是个殉道者。
之所以为他的死而沉痛,是因为,他曾是我剧本里的主角。
几年前,我曾写过一个公益广告的剧本--
清晨的上海滩,几个孩子在弄堂里踢野球。一个面容浮肿的中年男人提着旧饭盒蹒跚走来,男孩一个大脚,球将他的饭盒打落,豆浆流淌一地。男孩霸气地说:你看见球不会躲吗?